发掘工作自6月24号开始,于8月底圆满结束。在54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,共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133座。这次发掘地点位于大汶河南岸的宁阳县堡头村西,所以此处墓地称为堡头墓地,这一墓地所代表的遗存一度称为堡头类型。它以材料新颖,随葬品丰富精美和墓葬之间贫富分化的悬殊,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轰动。
在大汶口墓地一百三十三座墓葬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,有精美的彩陶,洁净的白陶;典雅的黑陶,风格独特的清灰陶等。有华丽的象牙雕筒和骨雕筒、象牙梳子,各种繁多工艺上乘的针、锥、矛、镖、鱼钩、獐牙勾形器。有精致的玉器、石器和工具,有光润的玉石臂环、指环、成组上串的头饰和颈饰。此外,还发现大量众多的猪头、猪下颌骨、猪牙和其它动物可能作为祭祀遗存的遗骸。
大汶口文化葬俗的本质特征,从早到晚都是聚族而葬,氏族或部落墓地是氏族成员的最终归宿。早期墓葬中,多数没有随葬品,即使有,数量也普遍很少,最多的有三十至四十见,除了一些属于巫专用物品外没有超出个人在另一个世界所需,尚不能与晚期富墓相提并论。早期墓葬中已出现了专为死者制作的明器,各墓地都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,但也有个别特殊葬式,如屈肢葬、俯身葬、二次葬、折头葬等。特殊葬一般没有随葬品,即使有,数量也很少。各墓地几乎都有两人或多人的合葬,有的是同性别的合葬,有的是成年男女合葬,有的是成年人与幼儿合葬。
大汶口文化葬俗到中期有所变化。在部分较大较富裕的墓葬中开始有木制的葬具,木棺木椁,有的墓葬有二层台。这一时期多人合葬墓减少。诸城呈子多人同穴叠葬的葬式比较特殊,上面的人骨有明显错动。这种特殊葬俗,或认为是社会制度转换时期的家族合葬。在中期成年男女合葬数量增多,一般为男左女右。
大汶口晚期葬俗特点是,多人合葬基本消失,只在个别地方还有发现。社会上贫富差距进一步渗透到葬俗中来。成年男女合葬反而减少,有的墓地出现了殉人,有的地区出现了儿童棺葬,被认为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。不过在早期大汶口就出现了婴儿瓮棺葬。总之葬俗动机是非常复杂的。
大汶口陶类可分为两大类。一类是用笔蘸着颜料绘画的,可以称为彩陶图像。另一类是用坚硬的工具在陶抬未干时刻画的,可称为刻画图像。彩陶图像仅有一例。刻画图像数量略多。
对于大汶口刻画图像研究首先见于1973年于省吾一篇文章中。他采用甲骨文、商周金文相比较方法,将下图“日火山”图像释为旦,认为是用三个偏旁构成的会意字。进而认为大汶口文化的图像文字处于“原始文字由发生而日趋发展的时期。1978年,裘锡圭从其说,亦将这类图像释为旦,并认为是表示器物主人的族氏的。1975年唐兰在发表的一篇文中,对大汶口图像进行了考释。他将日火山图像释为炅的繁体字,将下部无山的图像释为炅的简体字。1978年,邵望平以《远古文明的火花——陶尊上的文字》为题,从图像文字的载体陶尊谈起,并结合陶尊在墓葬中的特殊位置和相关古史神话传说、民族学材料综合分析,同意释“日火山”为旦,刻有旦的陶尊,用以祭日出、祈丰收。并进一步指出陶文的出现,说明社会上产生了既能祭天、观象又能刻画文字的“知识阶层”。大汶口文化的陶文是闪现在我们眼前的远古文明的火花。
学术界一致认定,这些已是文字。对于这些原始字的出现,高广仁明确指出:“祭天,特别是观象授时之类的社会活动,对于文字提出了急切的要求。”这里主要从观象授时的角度去考察两个原始字。前一个字表示“日出而作”,后一个字表示日入而息。圆圈是太阳。日火山表示火焰(河姆渡文化的火焰纹、甲骨文中的火字,均做此形)。火字表示太阳在熊熊烈火中冉冉升起。据杜升云实地考察,出土这些原始文字的“莒县陵阳河小山岗,是距今4500年以前的天文台。这里离东海之滨不远,站在小山岗上东望日出,黎明雾气朦朦,犹如置身于茫茫沧海之中,《山海经 大荒东经》说:东海之外大壑,少昊之国。
《大荒东经》指的是东方天区,大壑是指太阳升起的地方,少昊是旭日初生的太阳神。迎接太阳从东方升起,举行迎日的典礼,少昊人通宵不眠,”鼓皋舞皋",掌握天时的大巫目不转睛的注视着东方,先是夜空泛白,接着殷红色的霞光露出地面,随着潮气郁郁上升,犹如熊熊之火燎原天崖。凝目等待,一道绯红的弧线露出水面,瞬间旭轮跳出,瑞莲蓬日,鲜艳万般,远古先民们用图画字表示便是一个“圆圈底下一个火焰”。太阳升起,悬挂在小山岗观象台东去不远的山峰上。这是迎日祭奠的图画字,它绘在大陶尊上,此陶尊也是祭器,上古专名称蜃器。
这是一天的开始,也是一个生产年的开始,待春生夏长后,秋天时节,田野稻禾一片金黄,因号“少昊金天氏”。《山海经 西次三经》说:“长留之山,其神白帝少昊居之。其兽皆文尾,其鸟皆文首。是多文玉石。实为员神隗氏之官。是神也,主司反景”。长留者相对于旭日而言,太阳初生,太阳弧面从水中冒出来,不一会,一轮红日跳出水面,太阳升起了,时间是短暂的。而秋天落日之景,夕阳悬挂在山头上,迟迟的才落下去,时间较长,因名长留之山。郭盛火只认为日火山是太阳落山时的庄丽图案。冯时、陆思贤等天文考古学者均实地考证此陶尊图案与天文历法 。
现在人们只知道泰山观日出,而泰山观日落也是一个胜景。因泰山高出云霄,俯视群山小,待日薄西山,日落之景犹如在脚下,光线被群山折射吸收,一轮红日悬挂山顶之上,而晚霞映射群山、及山中鸟兽,呈现出五彩缤纷,《尔雅 释山》说:山西曰夕阳。《太平御览》卷三引《纂要》说:日落西,光返照于东,谓之返景。大汶口东夷先民用图画字圆圈火焰表示。在这天进行立杆测影。
下边这陶尊图像,一颗神树绘于梯形之上。有祭祖必配天的含义。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的陶盘上绘制的蟠龙衔木可做直接对比。
这件出土莒县陵阳河11号墓,图像涂朱,图像由几部分组成,冯时学者研究,这也是一件跟天象有观的祭器,中央为授时主象,绘于一倒梯形矮台之上,上有直立斗状图像,台下绘有羽饰,相似的图案在北阴阳营文化的陶尊上也有发现。次陶尊图像不仅有权力的象征,还具有禳灾辟邪的原始思维。
青莲岗文化因江苏淮安青莲岗遗址而得名,在《江苏彩陶》一书中,收入邳县大敦子遗址出土的八角星纹彩陶一件,用于彩陶盆腹部装饰,围绕一周。八角星用黑线勾外廓,白彩平涂,中间留出正方形红色陶胎。这组八角星的线条已经图案化,缺少直角三角形的外形,但表意还是非常清楚,殷红色的中央部分放射出白色的光芒。大多数人估计只关注了八角星,忽略的与八角星遥相呼应的另一组图案。
我们习惯上接受的八角指向八方,但上古的八角,却并不指向八方,而是每两个角平行指向一方,因而八角实际表示的只是东南西北西方。类似的八角图像在史前文化屡有发现,分布地域虽然广泛,但都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的中国东部地区,时间自公元前4000年以前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。这些不同地区,不同时间、不同文化的八角图形,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,显然它们不仅有着共同的含义,而且应该有着共同的来源,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现的这类八角图像,大溪文化、凌家滩含山玉版这些八角图像,与东南沿海地区八角图像一脉相承,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。在今天的西南少数民族的风俗中还可以看到八角图案。从历史学角度来看,今日的西南民族与史前的海岱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海岱民族有凿齿习俗,这在西南少数民族中都能找到。
目前我们所保留在少数民族图案中的八角图形,明确显示了与八卦的关系,这一点在彝族的传统中表现的淋漓尽致,因为他们索性把八卦叫做八角。我们知道,自古以来,八卦的步列遵循这两个不同的方位,尽管这样的方位概念在艺术品中早已不复存在,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八卦与八方的关系,那么问题就有了继续探索的契机。因为含山玉版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八角外围刻有八只矢指向八方。
这件猪形鬶属于大汶口中期文化类型。新石器时代礼器多出现以猪为母体的天文图像。上古天数观以一主坎位水,属豕,配北方,即水和豕之所在为北之星神,故古人以豕象征所崇拜的星神,古人以猪为圣兽。《说文》以豚祀司命,《风俗通义》谓祭司命:皆祠以猪,反应了古人以猪与死者建立的关系,这些或许是古人以猪为天象的古老观念。这红上河姆渡均能佐证。
大汶口文化的图像以其特殊功能和作用,在中国史前文化独树一帜,引人注目。大汶口人种学在70年代就已经展开,颜闫曾测量大汶口、西夏侯等遗址人骨资料,认为大汶口文化居民的体制形态基本属于蒙古人种,并认为与居住在太平洋岛上的玻利尼亚人较为接近。韩康信等认为大汶口人和仰韶人体质上关系更为密切,可能属于同一种系的两个不同时代族群,张振标认为大汶口与现代华南人比较接近。
东方沿海地带,是远古东夷人活动地域,以鸟为图腾。目前鸟柱的图形符号,已见的有两种:一种属于大汶口文化的,应该是标准的东夷;后世文献称东夷为人方,是晚殷时代的强敌之一。《左传 昭公十一年》曾说:纣克东夷而殒其身“。即指殷纣王帝辛因伐夷方而国破身亡。董作宾通过对三十三版有关征人方的甲骨卜辞的汇集,依照它们历日与地理的相互关系,首先建立了帝辛征人方的时空框架。一种属于良渚文化,虽然也是沿海地带,但属于远古的越族。